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 | 翻书党人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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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 

2022年Clarivate经济学引文桂冠奖颁给了三组经济学家。

https://clarivate.com/news/clarivate-reveals-citation-laureates-2022-annual-list-of-researchers-of-nobel-class/

Daron Acemoglu, Institu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nited States, and
Simon Johnson, Ronald A. Kurtz (1954) Professor of Entrepreneurship of Economics and Professor, Glob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nited States, and
James A. Robinson, Reverend Dr. Richard L. Pearson Professor of Global Conflict Studies, and Institute Director, The Pearso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and Resolution of Global Conflicts, Harris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Illinois, United States

For far-reaching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shaping national development

中文世界里大家耳熟能详的AJR，这就不多说了，等他们获得诺奖的时候我再来介绍吧（是的，我觉得获诺奖应该只是时间问题）。后两组知道的稍微少一点，可能与关心的研究议题有关系。尽管在经济学领域获得了引文桂冠奖，但国内得到的关注相比AJR而言，还是太少了一些。

Richard A. Easterlin, University Professor Emeritus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ted States, and
Richard Layard, Co-Director, Community Wellbeing Programme,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ondon, United Kingdom, and
Andrew J. Oswald,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Behaviour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Warwick, Coventry, United Kingdom

For pioneer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economics of happin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asterlin, Layard, Oswald 三人关于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我抽空再介绍。

Samuel Bowles, Research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Program, Santa Fe Institute, Santa Fe, New Mexico, United States; Professor Emeritu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Massachusetts, United States, and
Herbert Gintis, Professor Emeritu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Massachusetts, United States; External Professor, Santa Fe Institute, Santa Fe, New Mexico, United States

For providing evidence and models that broaden our understanding of economic behavior to include not only self interest but also reciprocity, altruism, and other forms of social cooperation

今天想聊聊鲍尔斯（Bowles）和金迪斯（Gintis）的工作。当然两人其实成名已久。金迪斯还曾被马克布劳格《经济学名人辞典》认为是1700年到1986年间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

我在浙江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作助理的时候，就开始向国内介绍他们的工作，算是国内最早译介鲍尔斯和金迪斯的。鲍尔斯和金迪斯等的《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来自桑塔费学派的看法》，就是由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翻译，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2005年10月出版。

下面这篇简短的书评，算是对《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的一个介绍。

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研究，越来越走向细致分工，不是说不好，是说效率使然。正如谢宇老师说的，我们关心异质性的问题，对大统一理论或者宏大理论的兴趣越来越少。或者也不是兴趣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缺乏勇气去做这样的尝试。

毫无疑问，要完成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不仅需要睿智，更需要勇气。鲍尔斯和金迪斯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有益的思考：考虑一套统一的原则，将经济学、社会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行为心理学以及政治学等人类行为科学协调起来；当处理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时，各个学科之间的模型是彼此协作的，并且能互为补充。

这样就需要一个微观的机制，最好方法论的出发点还能是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表面看起来金迪斯和鲍尔斯并不是合适的人选，两人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金迪斯和鲍尔斯对马克思的分析非常推崇。从关注福利、贫困、正义以及社会主义的未来等问题入手，金迪斯和鲍尔斯使用理论的手术刀，切入了复杂的社会问题。金迪斯1972年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号称“激进主义经济学宣言”的论文“关于福利经济学与个人发展的一种激进分析”，拓展了马克思的福利与正义理论。

但可能也正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崇，哈佛最终让他们走人。两人最终落脚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任教经济系。金迪斯后来又担任美国桑塔费研究所外聘教授。桑塔菲学派对传统经济学的自利假设不满，所以乐于探索偏离传统经济人假设的行为，利他行为，边际报酬递增，以及与均衡相对的复杂系统等等。

我们在浙大的时候，互惠、利他等偏离传统经济学的行为非常感兴趣，就注意到桑塔费学派的贡献。鲍尔斯和金迪斯就是凭借“提供证据和模型以扩展对不仅包括自我利益，还包括互惠、利他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合作等经济行为的理解”获得了今年的Clarivate经济学引文桂冠奖。

关注这个公号的读者很容易理解我为什么关心他们的工作，因为合供属于另一种形式的社会合作行为，是自愿的行为改变但同时提供了有利于社会的公共品，也就是行为具有正外部性。鲍尔斯和金迪斯的工作也对我接下来的研究有启发。

但即便是鲍尔斯和金迪斯关心人类的微观动机，他们从未远离马克思主义。也许正因如此，他们始终未曾放弃对宏大理论的追求。

在金迪斯和鲍尔斯看来，我们要遵循马克思“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社会本是一个整体，各学科近来形成的深入交叉和博弈论的发展，也为跨学科研究搭建了很好的平台。因此，他们通过演化博弈理论，将生物进化论引入对人类行为的解释中。这样，他们在回答社会科学的经典问题“社会如何可能？”时，认为人类社会的构成是“基因－文化”共生演化的结果。

这一分析思路在鲍尔斯的《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与演化》阐释得更加系统，等我后续再来介绍。但《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表明了他们与新古典分析的不同。金迪斯认为新古典理论不能包含对利他行为的分析，也无法解释人的“超社会性”，即更倾向于合作而非陷入个人主义的“囚徒困境”。

为了证实这一理论假设，金迪斯和鲍尔斯联合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等，在15个小规模社会中进行了大量行为学实验。这些实验表明，很多实验对象更关注公正和互惠，愿意为修正物质利益分配承担个人损失；同时奖励那些合作者，惩罚背叛社会规则的人，尽管这很可能代价不菲。这背离了新古典的结论。他们的研究在2001年5月《美国经济评论》上一发表，就引发了震动。

再一次，“什么是理性人”这一看似显然的问题由此引发了新的思考。

我自己的感受是，对金迪斯和鲍尔斯而言，这种对个人、社会与经济制度之间互动的强调，只是旧事重提而已——这是他们与马克思思想的遥相呼应，更是他们一以贯之的理论信念。

正如他们在序言中所说，“这一方法虽然依赖于……现代数学，但它的基本思想都可以回溯到古典思想家，如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卡尔马克思的论著中”。

因此，与其说这是一种新的走向统一的趋势，毋宁说是对古典理论的回归。

鲍尔斯，金迪斯等， 2005，《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来自桑塔费学派的看法》，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翻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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